动物来信：文学与科学的交融，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界限

版本：耕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9月

自杀的海豚。

孔雀鱼聚集在一起。

孔雀因美丽而美丽。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人类是这个古老星球的胜利者，尽管这不是历史的全部。当我们的祖先从庞大的动物群体中脱颖而出时，“人类”诞生了，为了形成可识别的区别，其他动物从此只被称为“动物”。儿童作家、学者常莉的《动物书信》打破了生物规律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界限，创造了“动物书信”，用想象力拓展了“崇高”和“美”的含义。

“文学”与“科学”的融合

第一次读完《动物书信》系列时，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历史上关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诸多争论。许多文学作家和科学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也有不少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实验，如威廉·华兹华斯和他的化学家朋友汉弗莱·戴维、柯勒律治、左拉等；有学者发现《物种起源》的组织结构深受狄更斯小说的影响；科幻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曾在《文学与科学》中呼吁：“作家和科学家，让我们一起前进，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不断扩展的未知领域。”具体到科普写作，近年来，“让科普有温度”的理念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内科普界的共识。

将碎片化、具体的知识与价值追求、审美追求相联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在众多的“美”形式中，文学自然成为科普作家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样的探索多由科学出身的作家进行。文学作家如何响应赫胥黎的倡议，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显然仍是一个难题。同时，除了科学论文，科学工作者能否从更多的文学体裁和技巧中，找到合适、有趣的写作方式，为作品找到审美归宿，提升作品的艺术性，也值得思考。

《动物的来信》非常精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科学散文”这一文体之外，它以多种地道的“纯文学”形式回应了“自然科学”的诸多价值追问；并印证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文学”与科学在所关注的命题和内在的终极价值追求上是紧密相连、同源相通的。

《来自动物的信》从序言中就已经暗示了这是一次文学与科学联合的冒险，并揭示了作品的价值取向。

在序言中，作者常黎声称自己深夜接到动物医生杜立特的来访，请他将64封动物信件翻译成中文。有趣的是，杜立特医生是美国作家休·洛夫廷创造的文学人物，他既是医生，又是文学作家；而他求助的这位中国作家，是一位理科出身的文学博士。在这里，常黎将自己的身份转变为“翻译家”，告诉读者，他们即将阅读的文本其实是经过两次翻译的“译文”——杜立特将动物语言翻译成英文，常黎将英文版的信件翻译成中文。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两位媒体人物都有着“科学+文学”的双重背景。二是蕴含着一种文学手法：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现实作者常黎被转化成故事人物，故事人物带来的信件在现实世界中被翻译出版。虚构反噬现实，二者相互建构、相互补充——这是许多文学作家乐于玩的游戏。在价值表达上，作品把握住了英文单词“”的双重内涵，并加以强调。以医生为主角的文学作品通常不满足于写“皮毛小病”，会探讨一些触及文化基石、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注定会为作品增添一种特殊的悲悯与关怀。但在《动物来信》的文本中，通过运用多种“文学形式与手法”，文学与科普写作的融合被深度发掘。

以“互文性”和“反讽”为方法

《动物书信》的“文体手法”首先是“互文性”。《动物书信》借用了许多经典文学文本：《熊猫给儿子的信》戏仿了陶渊明对儿子的斥责；《白鲟的墓志铭》在结尾处借用了张岱的散文；《黑天鹅给荷兰探险家威廉·弗莱明的信》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致敬；《等待答案的孟加拉虎》呼应了威廉·布莱克的名作《老虎》；《雄鮟鱇鱼的情书》借用了亨伯特的名言“生命之光，欲望之火”……这些只是能直接点出名字和对应文本的作家。这套书可以说是文学爱好者的嘉年华，读者对经典文学作品越熟悉，阅读时获得的乐趣就越丰富。

除了直接戏仿，作者还暗中引用了一些著名的文学形象。以《白星自题墓志铭》为例，它不仅直接引用了张岱的《自题画像》，读者还能从《白马》中看到意气风发的青年“侠客”形象。“长河大河，好饮酒，好饮食，好射箭，好琵琶，好跳水，好冲浪，好怀念，好壮游”，这里有很多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非常熟悉的形象。当河、饮酒、饮食、琵琶、怀念等词语组合在一起时，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吹剑续集》中对苏轼诗作和苏轼本人的经典评价“唱《大江东去》需关西大汉，铜琵琶，铁隔板”。

其实，我们所想到的，从来不只是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位诗人。战国时期的刺客、唐朝的传奇英雄、所有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游子、苏轼以及他们背后所有的怀旧诗篇和作家，甚至孕育这些人物的时空环境和其中的相关形象，都在读者的联想网络中；同时，“潜水、冲浪”这样的词语又串联起现代体育时尚，实现了互文写作的功能，“一方面让读者意识到文本间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让读者意识到文本间的差异特征。”

而当我们读到结尾“我自救无能，又无幸享受养育之乐，长得千斤，最后却成了鱼肉，这鱼有用还是没用？”时​​，从古至今，国内外一切“剩者”的苦恼，都作为白鲟这个灭绝物种的沉痛注脚：爱读歌德的，会想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爱读俄国文学的，会想到罗婷和梅什金；爱读《红楼梦》的，自然会想到“可惜我浪费了青春，对国对家都没有希望，天下最无能之人，古今中外无人能及”这样的句子；至于熟悉历史的读者，恐怕也不免为明末清初张岱那样一生苦闷的文人学子感到悲哀。

除了互文性，《动物书信》在很多地方都运用了反讽手法。比如树蛙篇就将反讽运用到了整篇文章中。表面上看，作者是一只极其谦卑、真诚的树蛙，但这套谦卑话语的反复叠加和前后矛盾，却提醒读者，作者其实是虚伪、善于玩弄修辞术的。缺乏阅读经验的读者不必担心，作者在右页的科普内容中揭示了这一点——有些树蛙因为高声歌唱，容易吸引雌蛙，但也容易被天敌捕食。另一些树蛙则选择默默“捡漏”的策略。左页的作者就是这种策略的胜利者。这封信表面上是向蛙王致敬，实际上却是一封得意洋洋的自吹自擂信。这本书的读者需要反复提醒自己“以互补的方式阅读左右两边的信息”，千万不要完全相信作者的陈述。 用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其中隐藏着不少“不可靠的叙述者”。

艺术内外的表达与反思

《动物来信》有着复调的网络结构，在信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物种、同一物种的成员阐述自己的进化策略和生存之道。作者让鲸鱼藤壶拥有了浪漫主义诗人笔下尤利西斯一样不安分的冒险灵魂。在下一页，他还对不屑于“打榜”的孤独歌唱家座头鲸赞叹不已，并透露座头鲸今年不能参加比赛的原因，就是被一些鲸鱼藤壶缠住了。座头鲸将这些小鲸鱼藤壶比喻为“咳嗽”——翻开书页，换个视角，故事似被打断又似没被打断，原本的男主角尤利西斯成了另一个生物生存的大麻烦。要知道，咳嗽对于高贵孤独的歌唱家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却比致命还要可怕。

同时，文学本身的模糊性也使得一些单篇作品呈现出两种对立的声音。在《灭绝动物的来信》一书中，邓氏鱼作为远古海洋霸主，教会了“鲨鱼男孩”什么才是真正的霸主。他们一边厚颜无耻地宣称，应该“平等对待一切生物，海中所有生命都是我的食物”，一边啃食岩石。最后，他们因为环境的剧变，消化能力跟不上狩猎能力而灭绝。邓氏鱼的生存策略似乎失败了，他们应该接受成王败寇的古训，夹着尾巴保持沉默。 但另一方面，他们书信中的狩猎美学，又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听到他们如雷鸣般的声音，看到一位头戴铜盔铁甲，孤身一人来去，痛斥鲨鱼是“一群群残忍奸诈的恶棍”的悲剧之王。它有荷马史诗中为荣耀而死的战士形象，有李尔王的影子，有无力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有黑泽明《影子武士》中被热兵器时代抛弃的东方部队运动信条，有试图在水中举起“它像风一样快，像森林一样慢，像火一样凶猛，像山一样不可动摇”的旗帜的影子武士。在如此复杂的审美体验中，读者必然会对邓氏鱼这个物种的灭绝产生更深刻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常黎在《动物书信》中也埋藏了作家对于艺术创作本身的思考。在《北方白犀牛苏丹致画家李星明的信》中，他以诗意的笔调借着北方白犀牛之口问道：“是因为你写了我的生活？还是因为你写到了，我才能活出新的生活？”这正是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济慈的这首诗是文学史上作家对创作活动的特征和意义有高度认识的代表作。它强调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捕捉稍纵即逝的美，并将其定格在艺术形式中，经受住时间的侵蚀，激发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想象力。

生物进化中存在大量随机性

历史选择群体、惯例、规则、领袖；文学则偏爱小人物、失败者、异常、非理性，追求一切罕见却美好的可能性。《动物来信》既是一部科普作品，也是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它确实展现了所有优秀文学都具有的对上述事物的关注和偏爱。

在众多的声音和对立的观点中，作者并没有站在中间，或许正是因为作家将自己的视野尽可能地延伸，用足够长的进化尺度去衡量勇者法则，看到了进化和灭绝事件中隐藏的巨大随机性，在谈生之前先知死亡，试图寻找所谓“文明”世界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孩子，应该给予更多善意和掌声的价值，以及短暂个体生命更值得拥抱的道德。

作者深知，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灭绝的原因并非只有一端，有时甚至是由非常偶然的外部原因（比如猫给斯蒂芬斯岛的鹪鹩带来的灾难）引起的。无论是像菊石一样轻盈飘摇的物种，还是像霸王龙一样强大而危险的物种，虽然它们都曾努力生存繁衍，但终有一天还是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灭绝。因此，常立才选择站在和平进化之路上前进的猛犸象一边，真诚而毫不掩饰地称赞“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善良”。

在保守与创新与冒险、父权与儿童中心与新生力量的对抗中，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恪守祖训的棱皮龟奶奶其实无法回答人类出现所带来的疑问，只能软弱地坚守“祖训不可更改”的空洞规则。他们的确活了亿万年，但对于地球和万物演化的尺度来说，不过是转瞬即逝，真正的危机已摆在眼前；外星鹪鹩家族，因为那只偶然出现的猫，注定要灭亡。如果不让小外星鹪鹩出去看看广阔的世界，那岂不是终生遗憾？落魄贵族的鹦鹉螺妈妈整天为生存竞争而焦虑，教导孩子们要保持苗条的体型，像菊石一样向前奔跑，而不是沉下去。

然而“别人家的孩子”菊石在白垩纪大灭绝中因无法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浅海水环境中生存而灭绝。而鹦鹉螺却幸免于难，并因其幼体较重而沉入深海而存活至今。所有这些故事都尊重了生物的真实特征，合理地传达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保护稀缺的“为美而美”

不难猜测，本书赋予动物生存之道的价值与意义，其实体现了对人类的期盼，而在千万条生存之路中选择超越平凡功利生活的那一部分作为歌颂的对象，是文学的内在要求。

同样是爱情和求爱的命题，作者在写孔雀时，选择了雌孔雀的视角。常莉在这里描写的是一只具有超功利心态的雌孔雀，自称她的爱情“不计寄生虫，不计枝节，不计情敌，不计功名”。然而她把雄孔雀捧为“男神”，其实她痴迷的是“美”本身，痴迷的是自己的美。在这只雌孔雀身上，我们既能看到美少年纳尔西索斯和痴迷于自己创造的美的皮格马利翁的影子，也能触摸到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下文人画家指尖的温情。 在介绍了科学界关于动物是否会以纯粹的“美”（而非美背后有利于繁殖的可能原因）作为择偶标准的争议后，常莉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相信有“为了美而美”的生物吗？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即便存在，也不会很频繁地出现，更难成为一种常见事件——但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而“文学”也永远会选择保护这种美好的（或者说罕见但“崇高”）可能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物质欲望。作者笔下的北极狐，就是这样的人物，为了填饱肚子，甘愿扮成小丑，在雪地里倒立游荡，跟着北极熊，夺走它们给的残羹剩饭。但且慢，看看最后那句话：我是一个可爱又可怜的小丑，取悦你们和上帝。

我们传统的审美体系，是不愿意赞扬这样一种向物质叩头、享受的人的形象的。《礼记·檀弓下》说：“吾不食鄙食，故来此矣！”《世子》记载：“（孔子）过桃泉，口渴而不饮，以恶名。”就连潇洒豪放的庄子，也曾把自己比作“非甘泉不饮”的凤雏，讽刺身为大臣的惠子是食腐鼠的枭兽。 当“美”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行时，我们很难写出“我是上帝的小丑，上帝的小丑，所以我喜欢开玩笑”（《尼金斯基日记》）这样的句子，也不会想去拍卓别林的《马戏团》、费里尼的《小丑》这样的故事片或纪录片，更不会让这种小丑形象像《李尔王》中的“傻瓜”一样，占据作品中“精神导师”的位置。事实上，科普版告诉读者，这只雌狐狸只用了76天，就从挪威跑到了加拿大寻找食物，路程超过3000公里。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位流浪的小丑，更是一部史诗中的英雄。在作品中引入这样的形象，不仅可以丰富文学库，还可以提醒读者以多维度去思考世界。 再次，我们应该对如何定义“崇高”和“美丽”有更多的想象力。

在巨型地懒与原始人类相遇的故事中，作者选择将两种生物在古老的佩文土地上并肩而立的足迹看作是一种可能的友谊（或许只是一瞬间的相互注视），一种在残酷的远古生存竞争中可能和平而温暖的暂停，而不是战争的痕迹。

“为失败者写一首挽歌和传记”

《动物书信》的价值取向还体现在它选择“为失败者写挽歌和传记”上。以最后一只卡罗莱纳长尾小鹦鹉写给饲养员的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识地“选择”死亡的灵魂——它长久地思念死去的同伴并深感悲痛，主动放弃了生存的可能。这种长尾小鹦鹉有独特的群居习性，在一部分被杀死后，另一部分会来补充，聚集在受害者周围，从而常常成为新的受害者。这当然可能只是它们的进化策略，这种策略帮助它们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却失败了——没有那么多感情，还是真的有那么多感情？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作者在两种可能之间，选择了相信动物的精神生活。悼念如此深厚的感情和悲痛，并不是悼念那些拥有“为友谊牺牲生命”品格、选择光荣死去的人。 他们或许不是生存竞争的“胜利者”，或许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有为”群体，他们死后或许会被解读为智力低下、懦弱、缺乏责任感。但文学自有标准，“文学”二字可以容纳各种“勇敢者”，撑起人们这最后的安息之地。《失败者挽歌》其实是对各种进化路线选择的一种文学式的特殊解读、记录和保存。

读者会发现，灭绝、濒临灭绝的动物背后总有人类的影子，这些信件确实通过动物故事反思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顺便收拾一些愚蠢的人类”这话在狮子的耳朵里太好听了——它们理直气壮地创造划分人们功过的标准，以为自己不在死神的算计之内，殊不知在死亡的盛宴上，啄食腐尸的乌鸦才是唯一的赢家。

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写给科曼奇族印第安酋长唐·比尔斯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意味深长：“我出生在大草原，自由的风吹过我的长鬃，灼热的阳光照耀着我的犄角。我生在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也将死在自由不会消亡的地方。”我们此刻感受到的强烈冲击，是文学面对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时溢出的悲悯。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套丛书自始至终都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但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对人类怀有仇恨和绝望？答案是否定的。作为蓝色星球大家庭的一员，人类应该把自己置于什么样的位置，才是作者真正想要寻找的答案。

优秀的科普作品除了带给读者智识上的满足，还应该引导读者去探索和质疑这些碎片化的表象知识在文明中的可能位置，接受新的生活经验对我们价值体系的质疑、筛选和更新。而正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所言，正因为“诗歌”，或者“文学”，“是各种知识的更高精神和自由气息”，文学作家才应该与科学家并肩工作，深入到他们所观察的对象中去，然后“借出自己神圣的灵魂，帮助科学成为像生命一样有血有肉的存在，并迎接这种存在的创造”——“世界的不同，就是眼光的不同”，我们要从多元的路径中，找到值得人类存在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动物来信》带给文学作家和科普作家的启示。（王帅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