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2：幻想王国 “三星堆又上新啦！”新出的黄金面具

“早上好，我一觉醒来，听说大家都在忙着给我发照片？” 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三星堆考古发掘为何引起如此轰动？ 对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心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1986年那个炎炎夏日，数千件珍贵文物如井喷般从三星堆遗址涌出后，三星堆遗址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尊巨大的青铜雕像，一棵近四米高的青铜神树，一张眼睛突出的青铜人脸。 这些古代文物造型独特，与先秦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中规、鼎、仪有很大不同，因此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 三星堆的诸多发现在唤起人们强烈好奇​​心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奇怪的猜想，从古埃及人西迁四川，到外星人来到巴蜀创造文明的外太空遗址，以及各种不同的讨论关于经典的讨论一时间沸沸扬扬，加深了人们对三星堆遗址所谓“神秘”的幻想。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三星堆的所谓“神秘”更多来自于时间所设定的盲目性。 几千年来，远古文明已深深埋藏在地下，文献中记载的各种遗迹也逐渐湮灭。 当它再次从地底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会一阵茫然，引发各种猜测和联想。

但历史总会给那些足够细心、训练有素的人留下线索。 在《史记·大宛传》中，被后人认为开辟了中国与西域交往之路的张骞从长安回到长安后，对汉武帝说了这番话。出使西域：

“我在大夏时，看见琼竹、蜀布，就问：‘这怎么能行呢？’ 大夏人说：‘我是贾人，到集市上中毒了。’”

蜀国的两大特产——琼竹杖和蜀布，实际上可以通过印度作为中介到达希腊殖民者在中亚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可见，四川地区作为当时中西商贸交流的枢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西文明的交流也在这里碰撞、交叉，从而形成了令今人眼花缭乱的古蜀文明。 那些神秘的文物，是人类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现在被誉为网红的黄金面具可以说是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密集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来说，一件新出土的看似不起眼的文物的意义并不亚于烫金面具。 只是看起来像黑碳，看上去并不神奇。 只有借助专业仪器，才能展现其真正的价值。 而它的发现，将揭开被掩盖了数千年的东西方古代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撰稿：龚伟

此次考古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2021年3月20日，中央电视台启动“考古中国”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直播。 据悉，六个坑共出土文物500余件。 种种信息表明，三星堆古蜀文化将迎来新一轮研究。 高涨。 近年来，该地区陆续发现真武宫城墙、藏宝宝城墙、清关山城墙、李家园城墙，三星堆遗址的城圈结构逐渐清晰可见。 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发掘、祭祀坑中发现的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青铜器、文字符号等文化元素的出现，都表明商代古蜀已进入文明时代。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丝绸的踪迹：揭开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秘密

与耀眼的金色面具相比，这些从新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三号、四号坑出土的不规则碎片，看上去并不起眼。 它们是黑色的，看起来与木炭没有什么不同。 普通人很容易就会把它扔到一边。 但在考古学家的专业眼中，这些“黑炭”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们是丝绸的痕迹。

肉眼看不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图片来源：微博@新华观点。

“这是四川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痕迹，至少可以说明古蜀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丝绸了。” 考古专家郭建波如此说道。 在考古发掘公开报道之前，三星堆博物馆负责人特意向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誉教授传达了丝绸痕迹出土的消息：“段先生多年前的先见之明”太棒了！”

段誉教授是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也是最早倡导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之一。 1989年以来，段誉教授系统地撰写文章，对商代长江上游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诸多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推论出青铜造像、金饰、金杖、青铜器等。 “文化集群”与古代西亚、埃及、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构成了相同的文化传统。 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路径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 这段论述至今仍是南方丝绸之路最经典的观点。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文集》，主编：段誉，版：巴蜀出版社，2008年8月。

不得不说，由于考古出土材料的影响，这场经典讨论中缺失了直接的实物证据——出土丝绸。 正因为巴蜀地区没有发现汉代以前的丝绸，学术界普遍以《史记·大宛传》中张骞出使西域所​​见所闻蜀事为依据，对于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情况仍然存疑。

如今，三星堆三号、四号坑发现的新丝绸痕迹，可以为研究先秦南方丝绸之路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从而提高整个学术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认识。 。 此外，三号、四号坑发现的丝迹遗物对于进一步了解巴蜀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千多年前的丝绸遗物为“中国”指的是成都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一词一直被认为是指古代中国，但具体指古代中国的哪个地区，却有不同的说法。 “Cina”原本是梵语词。 最早有记载的文献是古印度孔雀大臣（考底利耶译）于公元前4世纪所著的《政论》。 季羡林、方国瑜等先贤认为，书中的“”是“中国产的丝绸和领带（束丝），贾人常销往印度”。 也就是说，“中国”的本义是古印度人对生产丝绸的国家的专有名称。 据段誉先生介绍，先秦时期古蜀与古印度（神都国）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渠道。 蜀国生产的丝绸、布匹、皮革等都可以输入古印度。 而《政事》中记载的“中国”，描述的是古蜀，生产丝绸的国家。

另外，从古音韵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梵文Cina还是派生的波斯语cin、粟特文，都与“成”的古读音几乎一致。 段誉教授根据历史和音韵的证据，首先指出“中国”实际上指的是古蜀中的成都。

但这一观点在学界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主要原因是一直缺乏直接的实物证据——战国及以前的丝绸文物——来证明古蜀成都是“丝绸之乡”。 如今，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多年前的丝绸文物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三号坑和四号坑出土的丝绸文物并不是孤立的。 早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理人雕像就覆盖着制作精美的外套，而这件外套是雕刻在青铜器的表面上的。 从古蜀现存的丝绸文物来看，这种贵族所用的精美外套也应该是丝绸制成的。 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古蜀不仅是丝绸生产的中心，而且其丝绸生产技术也是首屈一指的。

顺便说一句，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蜀国丝绸工艺水平很高，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 看来，蜀锦的工艺堪称全国第一，是有原因的。

金色面具：见证欧亚大陆文化交流

此次出土的金面具碎片。 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出土的残缺金面具。 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遗址发现的同类文物中最大的（金面具）。

三星堆文物修复专家已对该文物进行了初步测量和修复。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件金面具的样式与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发现的其他金面具没有太大区别王权2：幻想王国，都是大嘴、高鼻、三角眼，和有穿孔的大耳朵。

除金面具外，三号坑还可见不少青铜人物，造型有全身、半身、柱雕等。 虽然三号坑尚未完全清理干净，但从目前报道的资料来看，与1986年一号坑、二号坑发现的铜像大致风格相同，文化内涵也很丰富。相似的。

这些极具特色的古蜀青铜造像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内涵？ 段宇教授早期的研究讨论可以作为参考：

这些人物的头冠样式、发型各异，显然不属于同一民族，体现了古蜀文化广泛的民族成分。 它们与大理造像一起构成了层次分明、层次分明、居中的结构。 三星堆铜像群展现了大型礼仪中心与皇家建筑相结合的内涵，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深厚的社会背景。 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组青铜造像，是古蜀王用来区分古蜀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权力秩序的。 这与中原殷周时期仍在使用的青铜礼器的样式有很大不同。

那么这种与中原古蜀青铜造像群及其功能不同的文化从何而来呢？

古代，西亚、埃及、爱琴海地区、印度等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都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距今7000多年前，青铜造像群就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例如，古埃及大型青铜雕像的铸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 这里有古代西亚阿卡德统治者的精美青铜雕像。 在古代爱琴海文明中，国王的脸上戴着金色面具。 印度古城摩亨佐达罗（公元前2500-2000年）也有青铜人像。

左：“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 中：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金面具，现藏于金沙遗址博物馆； 右：辽代陈公主金色面具，来自金沙遗址博物馆“金色记忆”特展。

该地区青铜文明的文化发展从西亚到埃及、印度河流域呈现出一个发展序列。 最晚在商代中期之前，古蜀地区与古印度之间就有一条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 三星堆遗址大型铜像的文化内涵与世界古代文明铜像文化的发展方向一致，风格一致。 古蜀与他们之间也有文化交流的路径。 因此，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和铜像是从这一地区传播出来的造像群的文化元素。

商周礼器：重申古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起源

“蜀道难如登天！有蚕有玉符，开国何其迷茫！你四万八千岁了，还不在秦塞附近。”

李白的诗词流传甚广，历史上普遍认为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并不深入。 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研究兴起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发生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时。 但自20世纪50年代彭县朱瓦街西周青铜器窖藏等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器。 图片来源：新京报。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蜀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 其中，从三星堆遗址一期到三星堆文化二期、三期，发现了来自中原的新石器文化（陶器、玉器）和商代青铜器（青铜造像、青铜遗物）。 随着三峡考古和成都平原宝墩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学界越来越认同古蜀与中原地区有着非常早期的文化渊源。

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发现的三尊圆口、大方口铜像，从造型上明显属于殷末风格。 从风格上看，这些铜像完全属于中原殷文化体系。 例如，除了常见的饕餮图案外，圆口大铜像上的装饰还在方形雕像的四个角上饰有多个猫头鹰的图像。 二号坑出土了多件刻有这只猫头鹰（猫头鹰）形象的青铜器。此外，二号坑还出土了多件圆口方形青铜像（K2②：151、K2②：127、K2②：129）。 2号的形状与这相似，也有猫头鹰的立体雕刻。 这种猫头鹰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鸟兽雕像。 日本人林斯奈夫所著的《殷周青铜器概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所列的图25·3就是殷代的猫头鹰雕像。 早期形象。 由此可见，殷文化与古蜀文化有着很早的渊源。

左：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猫头鹰线描图，现河南博物院藏； 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站立的鸟，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请注意，这两个都是装饰图案。 相似之处。

此外，在三号坑还发现了一位头上戴着青铜花环的青铜人。王伟院长和徐飞鸿博士在直播中详细介绍了这件文物。 从这件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古蜀人将青铜雕像和青铜羲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这恰恰体现了古蜀人自身对中原殷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的吸收。世界，然后添加自己的创作。

三星堆遗址三号坑的青铜人头戴青铜花环仍在发掘中。 截图来自央视新闻频道三星堆考古遗址实时直播。

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出土的数千件重要文物，展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辉煌，更在于它告诉后人古蜀人如何广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因素。并孕育、改造、创新，创造了令后人惊叹的灿烂文明。 这也证明，人类从文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寻找彼此的冲动。 即使相隔草原、沙滩、海洋、河流、山脉，文明也会相遇。 今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好奇和关注，或许来自于创造文明的祖先远古灵魂的寻找。

作者 | 龚伟

编辑| 李夏恩晴晴子罗东

校对| 付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