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墨长沙：描绘长沙千年发展轨迹，展现历史与未来

编者按：《水墨长沙》一书由长沙地方志编纂处整理，岳麓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套描写描绘长沙的读物，反映了长沙的山水风光、历史人物、故事传说、风土人情，由编辑、文学创作二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俊辉编著。该系列以长沙人文历史为主线，43处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城市、教育遗迹、景点为副线，全面深刻地刻画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反思了湖南人精神家园的构建与演变，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也是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考。本书以散文勾勒历史，以景引人，以人诉说历史，以景抒发情感。 有史料的厚重，有专著的雄伟，有叙述的灵动，文字中充满松散的哲学思绪和诗意的画像，全文分节重现，供读者阅读。

接上篇（道武山：林谷虎豹出没2.佛教活动兴盛，两教祖庭）

第一卷 名山故事 宁流本色

巍山：院子里栽种的南国树，又重新栽种了多少次呢？

巍山又名大巍山，是湖南道光年间宰相裴秀（791—846年，字公美，山西运城闻喜人，曾任吏部尚书，封河东县令，授太尉，善文善书）为区别于浏阳巍山而命名的。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陶汝鼐（1602—1683年，字忠雕，号勉庵，宁乡人，崇祯举人，善诗文善书法，有“楚陶三绝”之称）云：“衡岳之下大山数十座，巍山最为著名。”该山位于宁乡西北部，是宁乡、安化、桃江三县的天然分界线。巍，是四面环水之意。 由于四面云气汇聚，山峦起伏，草木繁茂，雾云缠绕，气象磅礴，故有传说因舜的儿子“卫”在此开发搅动日月而得名。

巍山

“大崴凌云”为旧时宁乡十景之一，周在吾（宁乡人，曾任县令、教书，宁乡玉潭书院主讲人）有诗云：

大围山高万丈，高耸入云。

山峦依旧，云雾东飞西飞。

云去则山有风，云来则山有雨。

风雨无定时，云亦如此。

唐代的裴秀、郑昱、李景让、崔慎、陆剑秋、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刘长卿、张乔、陆龟蒙，唐五代的齐冀，宋代的张钧、张载、朱熹、陆游、逸夫、俞觉藩（惠弘），明代的王守仁、李腾芳、郭笃贤、周康庚、陶汝鼐、吾峰、杨朱，清代的陶澍、曾国藩、罗饶、蓝炜、李逸生、仪珍、朱之洞、黄道贤、周瑜、陶之才、陈彭年、王闿云、王长禹、陈嘉猷、巴峙头陀、仪林、廖叔衡，以及毛泽东、萧子升、汪东垣（民国）等，都曾游历过巍山，留下了许多诗词佳句和传说。可见，巍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抒怀、论学、说理的名山。

尤其是陶汝鼐的《巍山十二景》，他为毗卢峰、芙蓉峰、优昙婆罗泉、禅意峰、鸡坛岭树、天坛供奉石、象王峰、峨嵋塔、神木井、石龙涧、龟山、龙潭三座山峰各作一首诗，明清时期广为流传，对巍山的秀美风光作了最精辟的概括。

更令人称奇的是，近代屡屡出土的商周时期精美的青铜器，改变了人们对商周时期版图的认知，也体现了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因此，巍山成了一座吉祥之山，不少达官贵人退休后都想在这里寻一处风水宝地。裴秀和夫人张俊、张氏便葬于山下。南宋状元、宁乡开国公易府嘉熙二年（1238年）退居幕府，欣然写下《山楼记》：“嘉定己卯年，自项城归巍浦，复寻旧三道。即巍山外，在所居之南，筑楼一座，下设书斋。旁有屋舍，四面环抱，对楼有花篱。” 他还说：“我老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休息。巍山在眼前，紫绿交错，仿佛在相互鞠躬问候。山色随四季更替，云雾变幻，从早到晚千姿百态。转眼间，我便能看透最细微之处。”他对于定居巍山的自豪感，无以言表。

然而，真正让巍山享有更大威望、影响当地人文精神、奠定其文化传承基础的，不是达官贵人的诗文，不是藏于洞窟中的日常用具和文物，而是巍阳教。

1.灵游开启新一代宗派

佛教在东汉时期由印度等地传入中国，唐代时达到鼎盛，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八大宗派即三论、天台、律宗、华严、法相、净土、密宗、禅宗。其中，禅宗融合了儒道内容，以“禅”来引导人，给人以回味，因此受到重视个性自由、行为无拘无束的文人雅士的喜爱，成为极富生命力的宗派。巅峰时期达到“十寺九禅”的局面。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东方始祖，其次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南）和神秀（北）。 相传达摩讲经说法时，曾对弟子们念诵一句偈语：“我来此教化度脱，一花开五瓣，果自来。”意思是要将自己的禅宗发扬光大，必须将佛法传承五代。此时正值唐朝鼎盛时期，慧能在此创立南宗，使南宗成为最典型的中国佛教宗派。慧能圆寂曹溪之后，其弟子纷纷开门授徒，南禅形成了南岳宗和清源宗两大体系。其中南岳宗在百丈怀海到来时分裂为沩阳宗和临济宗，清源宗分裂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史称五灯宗。沩阳宗是南禅最早创立的宗派。 因百丈怀海法嗣灵佑、灵佑法嗣慧济活动所在地山而得名，故称“五叶之首”。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一位中年僧人顺着渭水溯流而上，来到了渭山。他抬头望去，只见峭壁险峻，树木茂密；低头望去，只见潺潺流水，清澈碧蓝如玉。林中野兽咆哮，水底鱼虾游动。他不禁想起几个月前的往事。那时，他还在江西百丈山当怀海弟子。湖南来了一个叫司马的僧人，说他在湖南发现了一座山，名叫大渭（又名肉山），是一千五百善德者居住的好地方。他请怀海找人来开山。怀海便将一个净瓶放在地上，召集了寺院里的所有僧人，指着净瓶说：“你若能对众人说出一番非凡的话来，就做（渭山）的方丈吧。” 中年僧人的师兄华林先被叫了出来，司马头陀让他大声咳嗽，然后走几步过去看看。华林照做了，可司马头陀却连连摇头。接着他又叫了几个人过来，可司马头陀还是摇头说“不行”。这时，中年僧人正路过，往里面偷看了一眼。司马头陀突然叫住他说：“你试试！”他上前将酒瓶踢翻，然后转身离开。司马头陀拍掌大笑：“巍山有高手！”当晚，怀海把他召到卧室，传给他袈裟和碗，吩咐他夜里离开。他一身风尘而来，看到此地，便搭了间茅屋，住在那里。这名中年僧人，就是巍阳派的创始人灵佑。

灵佑（771—853），原名赵灵佑，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县南）人。15岁出家，在杭州龙兴寺学习大小乘经学。后入浙江天台山，结识寒山，游历国清寺，结识超凡的释德。遵照寒山、释德的嘱咐，23岁到江西乐潭，拜百丈怀海为师学艺。灵佑在偶然中得道。一天，灵佑侍奉怀海，怀海问：“炉中有火吗？”灵佑搅动后说：“无火。”怀海站起来，在炉中深深搅动几下，发现有火花，指给他看：“你说无火，这是妖魔！” 灵游恍然大悟，怀海用炉中的火花来代表人本有的灵火，也就是佛性，让他反省自己，回归本源。怀海进一步教导他：“这只是暂时的偏离。经上说：欲知佛性义，当观时随缘，时时顿悟，或忘或记，便会悟到自己所求的，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所以老祖宗说：悟与不悟一样，无心无法。只要不怀凡夫或圣人的假心，本心本法就够了。你既如此，就该好好保护​​自己。”这段话，怀海是想让他发现自己灵火的无穷性。这样想到极致，就能悟到自己的佛性是永恒不变的，事物和道理都是和谐不二的，这才是真佛的境界。 后来灵佑也以此法悟得智慧、寂静。刘长卿在《灵佑法师莲华寺玉兰花题记》中说：

院内栽种南方树木，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更新。

它已长回原处，旧园里春花烂漫。

阳光照射下来，它就变成华盖；风吹过，它就吹散了锦毯。

在美丽已空、繁华已枯萎的地方，芬芳令来来往往的人陶醉。

灵佑讲究道法自然，就如他所栽培的玉兰树一样，必须等到一定的时期才能茂盛生长，前期很难见到成果。

这一点从灵佑的一生也可以看出来。灵佑在巍山立寺后，整天与猴子为伴，采摘野果充饥，盼望有人来山上打坐开悟，但六七年来，他并无所成。幸好怀海念念不忘这位弟子，从江西派人来，领头的僧人名叫大安（子林兰安），他帮助灵佑修建寺院，说：“我来做你的住持，等僧人达到五百人，无论何时，你都可以不再给我熬粥，让我下山。”他们垦荒种庄，下山弘法，巍山渐渐热闹起来。更幸亏裴秀当时是荆南巡抚，在益阳讲学，趁机到巍山看望灵佑，试探性地请教奥秘，捐款捐物，上书修建密印寺。 后来，指挥使李敬让上书请建同庆寺，灵佑一行为僧人买地三千七百余亩，“天下禅学犹如云集于此”，食粥者数千人。但好景不长，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废佛，毁铜像，勒令僧尼还俗，这就是著名的“怀昌灭佛”。巍山僧众四散，灵佑只得下山包头为庶民。唐玄宗开元初（847年），佛禁解除，虔诚的佛教宰相裴休被贬为潭州（长沙），他亲自来到巍山脚下，让灵佑剃度出家，重新做人，任巍山方丈。 灵佑再次开山垦荒，修建寺庙，并在裴秀的帮助下，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土地给僧人。他弘扬佛法四十余年，得道者不计其数。百丈怀海的寺规，其实就是灵佑所立，并在湖南发扬光大。灵佑死后，葬于巍山，在同庆寺旁建塔，塔名清净。他有《语录》一卷流传，弟子有慧济、智贤、经山弘真、西山道方等四十余人。因功业丰硕，被谥为大愿禅师。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被封为灵觉禅师。

密印寺为未央宗祖寺，建于毗卢峰下，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寺院建筑结构由山门、广场、万佛殿（寺院中心主体建筑，殿高九丈，殿内外有石柱38根，殿壁嵌有模压鎏金佛砖12000余块）、禅堂、祖殿、配殿、铺殿、营房等八部分组成。寺院人丁兴旺，唐代僧众约1500人，宋代大观年间僧众多达3000人。 密印寺山门上的横匾上书“般若道场”，楹联上书“法雨至衡岳，宗风起仰山”，阐释了它的渊源和佛教的传承。

密印寺

灵佑及其沩仰派，对禅宗的弘扬和宗派的延伸，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首先，他以“镜智”为主旨，批判“三生”为假，使顿悟与渐修相结合的风气盛行。《人神目》记载：“师（沩山）对仰山说：我以“镜智”为主旨，提出三种生，即思生、相生、流生。《灵云经》云：“思生相生，是尘埃，识生情生，是污垢。二者若离得远，法眼清明。何以得不无上觉？”“思生，是心能思惟之惑，相生，是念头清明之境，流生，是微细流动之境。皆是尘垢，若能彻底清净，则自在。” 用后世禅师的注解，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三生——意生是“兔看月”，形生是“山河地”，流生是“无间”。灵游认为，这三种生命是阻碍人们领悟真理的尘埃，只有彻底清除它们，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灵游与他的老师怀海和前辈禅师不同，他不仅强调自己的顿悟，还将循序渐进融入自己的修炼体系中。 他说：“真悟真谛，自会自知。修行与不修行是两回事。现在初心虽然是自发，顿悟是自觉，但还有自始以来的习气不能清除，要教他们净化现在的业力和识气，就是修行，别无他法。教他们修习习气，由闻而有理，听闻深妙之理，心便圆明，不至于糊涂。”顿悟是解脱生死大事的根本觉醒，顿悟之后，还有许多旧习气需要逐渐克服，才能有全面彻底的觉醒。灵游的这个改变，更符合儒家学佛的心理。 它不仅继承了禅宗开悟见性、顿悟成佛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对禅宗南北顿悟与渐修之争的正确总结春庭景如旧其二，有助于克服中唐南宗重顿悟、轻渐修的弊端，颇具独创性。

其次，体用合一，重视农耕，引导百姓，为禅宗的讨论建立和谐的氛围。灵游从佛教的立场出发，吸收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以“无心”为“道”。他的《喻录》说：

和尚问：什么是道？师说：无心是道。和尚说：不知道。师说：知与不知为好。和尚问：什么是不知道？师说：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他又说：现在的人，把不知道直接从身体里拿来，身体就是你的心，身体就是你的佛。你从外面得到一些知识、一些领悟，就以为是禅道，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叫带粪进来，不带粪出去，还污染了你的心。所以，道不是道。

人的本心本性就是体，体总是在显现，这就是用。灵游强调从用中体悟自己的体——本性或佛性，所以要既知道用，又知道体，这就是开悟。这种体用相合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

更为可贵的是，与其他宗派的严肃门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归阳宗的管教方式默契而又活泼。

师霜到了巍山做米。一天，他在筛米，大师说：“不要把施主的东西散掉。”师霜说：“不要散掉。”大师从地上捡​​起一粒米，说：“你说不要散掉，这是什么？”师霜无言以对。大师又说：“不要小看这一粒，千千万万粒都是从这一粒中生出来的。”师霜说：“千千万万粒都是从这一粒中生出来的，不知道这一粒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大师笑了，回到了方丈的房间。

你看，师生之间关于禅道的探讨，似乎已经没有了上下级、师徒之分，而是充满了禅的智慧与默契。

《景德传灯录》亦载：

蒲松龄让仰山去摘茶叶，大师对仰山说：我整天摘茶叶，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你怎么不见它的真面目呢？仰山摇了摇茶树，大师说：你只得到了茶叶的用处，却没有得到茶叶的精华。仰山说：不知道和尚怎么想的？大师沉默了许久，仰山说：你只得到了茶叶的精华，却没有得到茶叶的用处。大师说：让你用三十枝去吧。

此禅案体现了他边耕边修的风格，也体现了他指导过程中平和、和谐、智斗的特点。对此，白云守端禅师评价道：“父子同心，心意相通，智斗交融，吐啄相击，虽如此，岂能两全其美？魏氏以三十杖去放其子，亦因其养子。”

《法眼禅师十戒》总结道：“未央宗如方圆默契，如谷呼韶歌，如印章合一。”这个总结极为中肯，也是未央宗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难怪《人天眼》羡慕地说：“未央宗如父慈子孝，上行下令，下行下令。你要捧饭，我给你汤。你要过河，我给你划船。隔山见烟，知是火；隔墙见犄角，知是牛。……总的说来，未央宗的作风是机缘一出现就利用，机缘忘却，适可而止，不只如此。”

第三，传承开放，十方寺院。寺院的传承一般遵循两种寺院制：一种是度弟寺院，又称子孙寺院，即师傅传给徒弟，徒弟传给孙子；另一种是十方寺院，邀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师来担任住持，所以是开放的寺院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容纳天下高僧大德，更有利于寺院的发展，这样即使寺院遭遇巨大的灾难，也能复兴宗派，恢复宝藏。灵佑圆寂后，大安继任住持，慧济四年后接任，在江西袁州阳山传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进入五代，沩阳宗清雅细致的风格不得人心，进入衰落时期并与临济宗合并，但沩山仍然涌现出一批高僧，屡屡重现辉煌。

此外，灵佑禅师亲笔所写的《沩山大愿禅师戒律》，虽非禅学著作，但对后世僧人品修养却意义重大。有人评价说：“自古以来，它一直被视为禅宗初学必读的书籍之一，与《四十二章经》、《末教经》并称为佛经三大经典。所以，‘论佛者，以之为天下第一’”，足见人们对灵佑禅师及其沩山大愿禅师的崇敬之情。

必须说明的是，灵游未央宗的兴起，还得益于两位人物：一是曾在此任职的裴秀。裴秀任湖南巡抚时，曾邀请还俗的灵游“乘其车，亲为弟子”，大兴土木，重振同庆寺，使未央宗成为禅宗五宗中最早兴起的宗派。可以说，他是未央宗扩大弟子、确立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后盾。他还派儿子到灵游门下出家，灵游就是《高僧传》中大名鼎鼎的法海。灵游去世后，裴秀让陆剑秋撰碑，让李商隐题词，在同庆寺后为其修建了一座塔。 他与学生崔慎多次上书朝廷，使他被谥为大愿禅师，得以修建密印禅寺，他对灵佑的敬仰之情，令人敬佩。裴休死后也葬于巍山，他确实为巍阳派大业尽心尽力。另一位就是齐寂。齐寂是巍山人，为巍阳派传人，以诗闻名，《全唐诗》中收录了许多代表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僧人，在同庆寺出家，死后葬于此。他诗中的很多哲理，其实都来自禅宗，是禅宗的发展。巍山至今还有不少与他有关的史迹。他为巍阳派开辟了另一种以诗悟道的传统，对巍阳派在文人中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