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理论构想，董仲舒的艰辛与心血

韦伯说：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阶级。长着一张学者脸的老魏，打红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脸：他们不“专业”，不“水平”，只是因为盲目或盲目才能够掌握行政权力。事实上，那些为数众多的官员似乎已经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老魏的观点——他们徘徊在历史的舞台上，要么是天生的无赖，要么是勤奋有学识的君子。

贼行“严政”，君子行“仁政”，这是民所想，也是圣人所说。至于什么是“仁政”，什么是“严政”，这些学术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其实没有必要澄清。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简单的“好”和“坏”的感觉就足够了。就像普通消费者一样，他们不必记住鞋子的国际认证标准。鞋子的识别只需要一双脚。直观的感觉。

对仁政的追求和探讨源于孔孟。孔子曾痛恨地说：“暴政比虎猛！”骂完严酷的政府后，他又叹了口气：“政府以德为本，如北辰，居其处，群星共享。”这也算是给仁政投了一票。但在“仁政”之路上，孔子只是开始，孟子紧随其后。董仲舒挤上历史舞台，招募了一大批有关“仁政”的演员和观众，使“仁政”的闹剧变得生动活泼。

（董仲舒肖像）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但他的历史地位并不重要。一部中国思想史虽然离不开他，却也不能由他举起——尽管他是“独尊儒学，罢黜百家”、将儒家思想从“学术理论”转向“治国理政”的倡导者。谋略”，但前有古人，后有后人。他永远无法取代孔孟，也无法超越朱成。元贵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颁布了一百多条贤德对策。已近天命之年的董仲舒发表了一些关于国家兴亡的言论，让武帝“见其异”。董仲舒将人事政治与天的运行结合起来，把人作为生物体和社会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体系归结为“天”即阴阳和五行的推演，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将命运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以天人感应论论证天人之道。

（商代青铜兽冠图）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早在商周时期就流行的天命论中可见一斑。人们视“天”为宇宙、人间的主宰。墨家专门把这种统治者形容为赏善罚恶，称为“天意”。虽然荀子否认天象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秦亡的史实却复活了最初的天命论。董仲舒继续说话，他也说了一些他不得不说的话。

对策采取后，董仲舒出任江都宰相，开始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付诸实践。江都王刘斐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是一位骄傲的国王，但并不容易侍奉。但董仲舒却按照礼仪纠正了夷王的错误，赢得了夷王的尊重。江都是水旱多发地区。董仲舒上任后不久就赚了《雨雹对》，然后又赚了《止雨》。所谓祈雨止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穿着“比基尼”式服装的男人或女人到荒野里狂歌乱舞。地上的阴阳与天上的阴阳相互作用，达到祈雨或止雨的目的。具有止雨作用。

（商代青铜神木枝上的芽和立鸟）

女巫、魔术师的这种把戏，难免会让后人觉得可笑。但两千多年前的巧妙伎俩，无法用今天的科技手段“理论化”。在这里坚持科学真理有点愚蠢。因为任何智慧如果长期浸泡在时间的雨露中都会变得无味、苍白。就像李时珍与在电线杆上贴广告的江湖医生无法相比一样，秦叔宝的两张王牌也绝对无法战胜两把枪的老太婆。

（商代青铜虎形器）

对错不重要，但董仲舒肯定是错的，尽管司马迁支持他，说“练一日不得其所”。他错误的关键在于混淆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界限。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是改造世界。”董仲舒的初衷必定是一样的。他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却拿不出什么真正的想法，于是他就在荒唐的论据上建立了精彩的论据。从本质上讲，董仲舒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治灾难。他的观点和策略只是他的理论的脚注。他认为王在天人之间。 “天子受天命，诸侯受天子命，子受父命，臣受君命，妻子受夫命”。 “三项基本方针、五项基本原则”是合乎逻辑的。一番雄辩之后，董仲舒开始亮出自己的匕首——天下间，君王受人尊敬，但君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是“天意”的束缚。如果违背了神的旨意，也会受到惩罚，甚至毁灭。

（商代戴金面具的青铜人像）

南宋赵彦威在《:010—30000》中说：董仲舒“以为夫子无惧，唯恐天祖，故间接推演”。赵彦伟应该算是一个明白人。董仲舒的苦心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董仲舒兜了一圈又一圈，原来他是想冒充国王的枷锁，让国王很难做“仁”事。

董仲舒的这一招，效果非常逼真。看似君王的汉朝皇帝，在日食、地震等“天罚”到来时，都表现出了几分惊慌，纷纷“下旨自罪”，采取一些免租减罪的行动。一些官员也会趁机向皇帝进谏。 “仁政”的曙光在荒谬之中若隐若现。

（商代青铜大鸟头）

荒唐是绝对无法被智慧击倒的。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一种对寄生于百姓的贵族的蔑视感……无论是说“肉食者卑鄙无能谋远”，还是高呼“卑贱者无能”。人最聪明，高贵者最笨”，尽管与最基本的营养科学相矛盾，却始终能够赢得大家会心的微笑。现实中，一个不争的基本历史事实一定是：常吃营养肉的人比吞蔬菜、糠的人智商高，吞噬人民财富的人比为人民财富和人民做出贡献的人足智多谋。财富。统治者最善于趋利避害。董仲舒的说教不会永远成为君王的枷锁。只能为统治者赢得更多的高度和尊严。统治者们纷纷奉承董仲舒，只是为了将枷锁以更高的价格倒卖，让董先生统治死者和生者。抛开普通百姓不说，就连在国王面前侍奉的官员，也没有利用董子的教诲，享受国王“仁政”的礼遇：汉朝时，他们在皇帝面前仍然有座位；宋代以后，只能在正殿里站着讲话；清代，只有跪拜的地方。

（商代青铜跪像）

董仲舒的理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场灾难，而且很快就来临了。董仲舒在担任江都宰相时曾写过一份草案，名为“《云麓漫抄》”。一位名叫朱福彦的中国医生在探望他时发现了这份草稿，并秘密向朝廷报告。汉武帝召诸儒士传之。董仲舒的学生吕布恕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杰作，所以斥责它是愚蠢的。儒生们认为这是恶言欺世，应当处死。但武帝认为他的对策很好，下旨赦免了他。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谈“人为天命”，不敢再谈灾难。他关于灾难的话语基本上是在这场人为灾难之前写的。

（商代青铜神树）

对于“仁政”，董仲舒生前极力倡导。他喊得很大声的就是所谓的“平衡”。他说：“上天不眷顾你，有角就不能有上牙。”当然，董仲舒看不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也无法弄清楚动物长角、长上牙的原因。他的“调整平衡”的想法，其实只是他的“学习经历”。当时，鲁相公下班回家，看到妻子正在织丝，就与她离婚了。当他看到花园里长着向日葵时，他把它们拔了出来。宫一修并不是在“炫耀”，他是在为他这样的富官着想。如果他不花钱买布匹和蔬菜，那些园丁和美女怎么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呢？董仲舒继往开来，激励后世追随者继续“平衡天平”：朱元璋一称帝，就强迫两万多个权贵家族背井离乡，迁往北京，交出土地，农民来耕种。无论他是为了王室的基业，还是为了真正的“仁政”，事实上他都是反对这两种利益的。他希望有四足的人不再有手臂，有锋利的牙齿的人不再有角。给普通老百姓多一点生存空间。然而更多的人却没有在其中看到董仲舒的影子。当他们读龚宜修的故事时，他们只是读了古人的一段幽默；朱元璋的政治方略也被“十年九旱”的说法所诟病。歌词和演唱都让人认不出来。

由于公孙弘的嫉妒，董仲舒后来被调任胶西丞相。公孙弘之所以推荐董为胶西相，是因为胶西王是一个比较难伺候的主子。任何与喜怒无常的主人打交道的人都会感到不稳定。董仲舒心灰意冷。当他60多岁的时候，他决定回到长安老家过上平静的生活。 “最终，我不会再关心家里的财产，而是专心读书、写书了。”武帝住在阴暗的小巷里，离皇宫很近，对于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经常派使者去请教。但董仲舒发表过哪些新见解，史书上却没有明确记载。至于《灾异之记》年间关于中和亲匈奴以及关于盐铁的讨论，很可能都是后人善意的猜测。

（商代铜像头戴王冠仰视）

就这样，暮年如履薄冰的董仲舒，深有感触地写下了《春秋繁露》文章。 “时间来得很晚，但过得很快。”他感叹“屈从于人”的悲哀，抒发不能赏识人才的感慨，期盼“收心归善”。王朔说：“无知者无畏。”但董仲舒肯定害怕了。政府的阴暗含义，智者在野的现实，以及无能为力报国的悲愤。董仲舒只能将其凝结成凄凉委婉的话语，扔进学者的文章里！他不再是一个赤裸上身的政治实践者，而是一个冷漠生活了一百多年的落魄知识分子。对于他的评论，班固在《汉书·食贷志》中只说了一句话：“文王之书在孔子，孔子之书在中书”。

（商代青铜尊）

韦伯断定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官僚阶级，这一点并没有错。但韦伯并不一定明白，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国”与“家”的概念模糊，谁能在“家”施展什么“政治”呢？刘皇帝灭汉时，他使用的“国家领袖”是当时沛县的“领导班子”；大大小小的官帽，就是送给亲朋好友的“红包”。